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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文化
中国羽毛球史
信息来源:广州羽协 录入时间:2009-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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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坎坷的岁月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体育战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从国家体委到各省、市、自治区体委,被军事管制;党和国家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体育事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全国各地的体育场、馆等设施或被毁坏或被占为他用,器材散失殆尽,运动队伍被迫解散;体委干部和体育工作者大批下放。羽毛球界的着名教练王文教、陈福寿、林丰玉、杨人燧等于1969年被下放到福建西部的山区落户,去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当时的羽毛球教练员和运动员,绝大部分是归侨青年,他们为祖国羽毛球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横遭批斗;优秀运动员侯加昌、方凯祥、林建成、吴俊盛等也都下放农村。中国羽毛球协会秘书长谢朝权及不少体育干部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却始终装着祖国的羽毛球事业,他们向往着返回羽坛,为国争光,日夜盼望着归队训练的音讯。

  在这期间,国际羽坛风云变幻:印尼的梁海量于1968年登上了全英羽毛球比赛的冠军宝座,1969年印尼队又从马来西亚队手中夺回世界羽毛球团体冠军,第四次捧走汤姆斯杯。作为中国的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员多么想再与他们决一雌雄,比出高低,眼下却在成天和泥土打交道,连球拍都摸不着。焦急、烦燥、感叹改变不了严酷的现实,他们被迫放弃了生命般的羽毛球事业。但是,他们的心还是与国家的羽毛球事业紧密相联的。王文教、陈福寿、杨人燧、林建成等在下放期间通信联络,联名上书羽协秘书长谢朝权并请转报中央,恳求党和国家关怀来之不易的羽毛球事业,不能让它毁于旦夕。当他们自己身处逆境、前途未卜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国家的羽毛球事业。

  1971年,国家体委决定恢复组建国家羽毛球队。王文教、陈福寿从农村调往北京担任国家队教练,重新描绘振兴中国羽毛球事业的蓝图。

  第二节 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复苏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后,其反革命集团覆灭:“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也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此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具体领导下,国家体委于1972年6月10日举行了全国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五项球类运动会。这是自1966年“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赛。参加羽毛球比赛的单位有福建、广东、上海、江苏、辽宁、湖南、湖北、浙江、福州部队、广州部队、云南、广西等十二个单位。各项冠军的获得者:男子单打侯加昌;女子单打陈玉娘;男子双打侯加昌/汤仙虎;女子双打陈玉娘/梁秋霞。

  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的举行,大大推动了各省市羽毛球运动的开展,下放到农村和干校的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员先后调回。到1973年全国已有二十一个省、市及部队相继恢复和新建了羽毛球队。从这年开始举行全面性的比赛,并增加了少年赛及分赛区。

  在全国各种羽毛球队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福建、广东等老队在发展,辽宁、江苏等新队相继成立。他们都是在1971年建队的。这些新队建队之初十分困难,没有教练,没有场地。远在东北的辽宁队为了羽毛球事业的发展,不远千里把队伍拉到福建进行冬训,这样既可解决具体困难,又可向基础较好的福建队学习。福建队伸出了友谊之手,先是派老教练林丰玉指导,协助选材、组队,后又腾出场地让兄弟队进行训练。江苏队为克服场地困难,连续多年借部队场地训练,过部队生活。无论新队还是老队,都非常珍惜遭到厄运之后得来不易的局面,力争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们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取得突飞猛进的效果。

  然而,在大伤元气之后力图登上新台阶,毕竟不是短期内能如愿以偿的。当时全国羽毛球队的数量已超过“文革”前,但从质量上还差得远,在两三年内能接替国家水平的运动员太少,女队稍好些。而那时能代表国家水平的年龄最大的已三十六岁,其他都在三十岁左右;陈玉娘、刘晓征也已二十六岁,球技虽能保持高水平,体质却明显下降。同时,新建队伍普遍缺乏教练,致使运动员基本技术不全面,基本功不扎实,打法单一,严重影响着向高水平发展。

  为了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国家体委自1974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青少年比赛,花大力量培养后备队伍。为了推广先进经验,在1974年于昆明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比赛期间,请福建队教练杨人燧介绍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经验。福建队在培养少年运动员的工作中先走了一步,颇有成效。杨人燧就此阐述了需正确处理的五个关系,即一、技术训练与思想建设的关系;二、长远与眼前的关系:三、技术风格与基本功的关系;四、选材与施教的关系;五、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另外,还请广东队教练徐权亨做专项性全面步法训练的示范课,全面介绍步法训练的方法,使各队教练和运动员受到启发和教益。

  1975年9月,中断十年的第三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参加羽毛球比赛的有二十四个单位371名运动员,其中成年男运动员130人,成年女运动员116人,少年男运动员61人,少年女运动员64人。比赛分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合双打和少年男女单打和双打。这次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建的江苏队在男子团体赛中以三比二打败了实力很强的广东队,而后败于福建队,荣获亚军,可谓一鸣惊人。湖北队、福建队、湖南队分获女子团体前三名。福建队获得冠军,广东队屈居第三。男子单打前两名仍为老将所获:福建队的汤仙虎和广东队的屈居第三。男子单打前两名仍为老将所获:福建队的汤仙虎和广东队的侯加昌,湖南队的周克俭获第三。湖南队的梁秋霞取代湖北老将陈玉娘摘取了女子单打桂冠,陈玉娘退居第二,湖南队另一名女将李方获第三。男子双打前三名是:汤仙虎、吴俊盛(福建)、侯加昌、方凯祥(广东),栾劲、林江利(福建)。女子双打冠军由湖南队的梁秋霞、李方所获,湖北队的陈玉娘、何翠玲获第二,福建队的刘晓征、丘玉芳获第三。混合双打前三名是福建队的吴俊盛、丘玉芳;湖北队的张光明、涂棚芳;上海队的戴金良、郑惠明。少年赛的各项冠军是:男子单打李英明(广东);女子单打是孙桂玲(辽宁),男子双打是周希宏、越慧毅(福建),女子双打为范明、孙桂玲(辽宁)。

  第三节 扭转与世隔绝的局面

  自1966年“文革”以后,我国已中断了与国外羽毛球界的往来。1971年底,我国派出侯加昌、汤仙虎二人出访加拿大,进行了十八场单、双打友谊赛,均获全胜。1972年我国羽毛球队出访了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同年来华访问的有加拿大、缅甸、朝鲜、马来西亚等国的羽毛球队。马来西亚曾先后四次获得过世界羽毛球男子团体(汤姆斯杯)赛冠军(第一、二、三、七届)。马来西亚队(包括男运动员八名)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拥有全英羽毛球锦标赛男单冠军和男双冠军。马来西亚队的到来,对我队是一次实力的检验。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同中国队、上海队、福建队、广东队进行了五次二十四场友谊比赛。总的战绩是:我方单打胜十一场负三场,双打胜四场负六场。这在一定的程度上表明我国羽毛球的技术仍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应指出,单打的获胜主要是靠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等老将,而我们的双打水平也略逊于对方。

  1973年国际往来更加频繁。1月,中国羽毛球队由领队孙兰、副邻队曾采藻率领出访欧洲。教练员:陈福寿;运动员:侯加昌、汤仙虎、方凯祥、陈天祥、周克俭、林墅更、陈玉娘、刘晓征、丘玉芳、雷永勇。出访的第一站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对丹麦国家队进行了十场对抗赛。中断七年与外界来往的中国羽毛球队,在出访前对外国来说是个谜。结果我队以十比零大获全胜,震动了国际羽坛。当时丹麦的《贝林时报》写道:“中国羽毛球队在这里表演了精彩的世界最高球艺,只要中国不参加,任何(羽毛球)世界冠军都不是那么实在的”。“就现在来说,这些国际比赛的冠军仅仅是世界的第二名”。美联社1月5日报道:“以十比零打败丹麦选手的中国羽毛球代表团使这里的专家们瞪口呆,深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打败‘毛’的极好的运动员。”

  出访第二站是英国。在这个现代羽毛球的发源地,共进行了四次三十一场比赛。我队胜二十四场,负七场。当时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评论中国羽毛球队说:“六十年代……他们学习了外国选手的长处,总结了中国老一辈选手的优点,坚决抛弃国际通常采用的以慢拉慢吊为主,以守为主的打法。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坚持以我为主,积极主动快速的打法,初步形成了“快、狠、准、活”的中国羽毛球的独特风格。终于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跃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1973年8月,中国队访问日本。日本女队是蝉联第四至第六届世界女子团体赛尤伯杯的冠军队。我们在日本赛了十次五十六场,胜四十四场,负十二场。日报评论:“中国羽毛球队的牲是:耐力超人,政球以快速扣杀为主,扣杀时大多是跳跃扣杀,这是中国队强大的秘密“。日本国家队男队教练远井稔男说:“中国运动员不断跳跃扣杀的那种弹跳力毫不困难地救起和回击最大限度的角球队的那种柔韧力以及手腕上的功夫,都足以证明他们是经过艰苦训练的。”

  曾与我国羽毛球运动员交过锋的世界羽毛球名将、丹麦的考普斯(七次男单全英冠军的获得者)说:“中国运动员打羽毛球实在打得不像是人打的。他们一直都在进攻,袭击对方而又丝毫不感到疲倦或乏力,使对方在不知觉且又在不大吃力的情况下败下阵来。”全英羽毛球赛男双冠军、男单亚军、马来西亚名将古纳兰说:“当我上场后不久,只转眼便被他们领先了十一比零或十二比零。”

  1973年9月,中国队出访马列来西亚,打了十七次、三十场,胜二十三场,负七场。

  与我始终保持友好关系的香港羽毛球总会,为了使我国羽毛球界能更多更广地与外国强队交往,同时也是为了纠正国际羽毛球联合会长期排斥我国的错误,1973年12月5日至10日由香港羽总在香港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应邀参加这次比赛的有中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欧洲的丹麦、瑞典、联邦德国以及香港等十个国家和地区。除印度尼西亚和英国外,几乎所有世界强队都参加了。此次比赛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四个项目,按水平编排并与参加国、地区协商,决定比赛场次方案。采取不计名次,每盘输赢均只赛两局的办法,充分体现了友好的精神。在总共56盘比赛中(男、女单打29盘、男、女双打27盘),我队比赛19盘,胜14盘,平3盘,负2盘。男单胜7盘负一盘,女单胜2盘平1盘,女双胜、平、负各一盘,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比赛中我男单选手侯加昌、方凯祥、女单陈玉娘,男双侯加昌、方凯祥均保持全胜。丹麦领队说:“中国羽毛球队运动人员在速度上及灵敏性上较我们强。”联邦德国团长卡路斯说:“我首次看到中国好手的表演,他们的球技实在非常好!”“中国选手很强,速度很快,比欧洲好得多。”

  1973年来华访问的还有斯里兰卡队(打十七次五二八场,我胜四十场)、巴基斯坦队(打八次六十四场,我胜三十六场)、尼泊尔队(打八次三十七场,我胜二十场)、日本队(打五次三十八场;我胜二十场)。通过互访赛,了解了世界技术发展状况,检阅了自己的队伍。

  为了使中国运动员有机会和世界冠军队印尼队交锋,泰国继香港之后于1974年5月20日至于23日举办了曼谷国际羽毛球表演赛,每盘不论胜负均只赛两局。中国队派出了侯加昌、汤仙虎、陈玉娘、梁秋霞等强手,而印尼队为了迎接第七届亚运会,也派出纪明发、梁春生等来摸中国队的底,但当时的全英冠军梁海量却没参加。此外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香港、泰国队参加。比赛结果如下:

  方凯祥——梁春先(印尼)1∶1

  汤仙虎——纪明发(印尼)2∶0

  梁秋霞——素米拉(印尼)2∶0

  汤仙虎——梁春生(印尼)1∶1

  陈天祥——纪明发(印尼)1∶1

  陈玉娘——西里维约蒂(印尼)2∶0

  陈玉娘——西里维约蒂(印尼)2∶0

  梁秋霞——维拉瓦蒂(印尼)2∶0

  汤仙虎——梁春生(印尼)2∶0

  第四节 第七届亚运会上的羽毛球赛

  1974年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第七届亚运会。这是我国自1966年“文革”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体育比赛。我国羽毛球队选派侯加昌、汤仙虎、方凯祥、陈天祥、瘐耀东、陈玉娘、梁秋霞、刘晓征、丘玉芳、林有雅等参加。

  男子团体的决赛在中国和世界冠军队印尼队之间展开。印尼队由努农、林水镜、宗宗出任单打,由宗宗、瓦尤迪和纪明发、钱德拉出任双打。比赛结果:侯加昌以15∶3∶、15∶7胜努农;汤仙虎以15∶4、15∶7∶胜林水镜;侯加昌、瘐耀东以15∶12、13∶15、4∶15败于宗宗和尤瓦迪;汤仙虎和陈天祥以16∶17、15∶7、16∶17败于纪明发、钱德拉。在二比二平的严峻形势下,方凯祥以15∶8、18∶17胜宗宗。中国队最后以三比二打败印尼队,首次荣获亚运会羽毛球赛男子团体冠军。

  女子团体的决赛也由中国队和印尼队争夺,结果是:

  陈玉娘——特·维迪亚斯图蒂12∶9、11∶1

  刘晓征——维扬蒂11∶6、11∶2

  陈玉娘、梁秋霞——苏达里安托、马斯莉12∶15、8∶15

  丘玉芳、林有雅——特·维迪亚斯图蒂、伊·维大那15∶12、12∶15、9∶15

  梁秋霞——塔·苏米拉11∶7、11∶4

  中国终于以三比二的成绩荣获女子团体冠军。单项冠军为:男子单打中国的侯加昌;女子单打中国的陈玉娘;男子双打印尼的宗宗和瓦尤迪;女子双打中国的梁秋霞和郑惠明;混合双打印尼的纪明发和马斯莉。中国队的方凯祥、梁秋霞获男女单打亚军;林有雅与丘玉芳获女子双打亚军;汤仙虎、陈天祥和汤仙虎、陈玉娘分获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第三名。我国羽毛球队为中国代表团争得了五枚金牌、三枚银牌、两枚铜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五节 亚洲邀请赛的得失

  1976年3月在曼谷举行的第一届亚洲邀请赛上,我国的老将汤仙虎、侯加昌和陈玉娘分别败在印尼运动员拍下。这是我国羽毛球队在重大国际比赛中所遭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惨败。一些国外的权威人十公开评论说:“中国羽毛球运动走向下坡路啦!侯加昌、汤仙虎的技术退步了……。”这次亚洲邀请赛有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缅甸、日本、香港、朝鲜、中国、印尼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派出以嵇玉华为团长、林丰玉、陈福寿为教练,男运动员有汤仙虎、侯加昌、栾劲、林诗铨,女运动员有陈玉娘、梁秋霞、刘浩、傅春娥参加。比赛结果各项的名次为:

  男子单打:

  第一名 苏米拉(印尼)

  第二名 侯加昌(中国)

  第三名 汤仙虎(中国)

  第四名 栾劲(中国)

  女子单打:

  第一名 梁秋霞(中国)

  第二名 维拉瓦蒂(印尼)

  第三名 陈玉娘(中国)

  第四名 黄妙英(马来西亚)

  男子双打:

  第一名 纪明发、张鑫源(印尼)

  第二名 汤仙虎、栾劲(中国)

  女子双打:

  第一名 洪新霞、黄妙英(马来西亚)

  第二名 童干、拍打马(泰国)

  这次失败使国家体委和我国羽毛球界中的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狠抓新手的培养已刻不容缓,如果再拖延新老运动员的交替,将使我们已在国际羽坛上历尽艰辛所建立的功绩一落千丈,将使我国的羽毛球事业遭受不何弥补的损失。国家体委分管羽毛球的负责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在北京举办并组织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羽毛球集训。从全国各地调集优秀的教练员、运动员和调查研究工作人员,在集中进行训练的同时,认真地进行反思,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参加集训的人员中,除王文教因眼疾无法参加外,包括了我国老一辈最优秀的教练员林丰玉、陈福寿、杨人燧、林建成、徐权芳、张光明等人;运动员中除名将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秋霞等人外,还有新涌现出来的瘐耀东、陈新辉、栾劲、林江利、周克俭和刘霞、李方、何翠玲、刘浩等。而大部分运动员则是14岁至20岁的青少年,例如后来名扬海内外的韩爱平,就是参加当时集训的年龄最小的一个(14岁)。从大专院校和体委系统抽调来的人员组成的调研组,与教练员一道既参与总结经验教训,又协助为解决训练中的难题和今后羽毛球的发展提出建议的措施。事实证明,这次集训在我国羽毛球新老运动员交替的关键时刻,起到了承前继后,有机衔接的重要作用,为我国羽毛球事业在遭到“文革”毁灭性的摧残后的复苏和腾飞,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集训开始后不久,发生了“7·25”唐山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人们不得不搬出房舍,在户外搭盖防震棚住宿。当时连续多日余震不断,谁也无法预料是否还会发生大的地震灾害。就是在这样生命攸关的紧急时刻,集训队仍然坚持训练。集训队的干部和调研组的成员主动挑起了严密监视震情的重担。白天训练时,他们在训练内外采用多种多样的土办法,注视震情的变化,晚上则通霄轮流值班,以保证教练员、运动员休息。震灾刚过去,紧接着9月9日,毛泽东主席病逝。集训队全体同志抑制痛失伟大领袖的哀痛,化悲痛为力量,进一步加紧训练,迎接第四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和在此之前的日本队来访集训队顶住了“四人帮”反革命的政治压力,战胜了大地震所造成的威胁,克服了毛主席去世心灵上的创伤,团结战斗,在严酷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组织上和思想、技术上出现了飞跃。

  按照与日本预订的协议,日本男、女羽毛球队于1976年9月下旬来华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我队参加第四届亚洲羽毛球赛之前的一场热身赛,也是对这次集训成果的检阅。国家集训队和国家青年队分别在广州和杭州与日本队进行了两场对抗赛,我队基本上启用新手参战。日本队是当时亚洲的强队,我队除男单占有优势外,男双和女子单、双打均略逊于对方。我青年女队的徐蓉、宋幼外,男双和女子单、双打均略逊于对方。我青年女队的徐蓉、宋幼萍等都是第一次与外国队交锋,失利是意料中事,但这次比赛使她(他)们开了眼界,壮了胆量,为以后的挑重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6年10月21日至11月7日在印度的海德拉巴举行第四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孟加拉、缅甸、印度、新加坡、斯里兰卡、香港、尼泊尔、伊朗、南朝鲜等。中国代表团团长是郭雷,副团长是彭吉龙、李秀琴;男队教练徐权芳、张光明、女队教练为陈福寿;运动员有汤仙虎、侯加昌、栾劲、庾耀东、方凯祥、郑青金、孙志安、姚喜明、陈天龙、张青松、梁秋霞、刘霞、张爱玲、李芳、何翠玲、李汀英、韩爱萍。比赛分为男子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少年男女单双打。

  我国老将侯加昌和汤仙虎不参加团体赛,而由栾劲、陈昌杰、林江利、孙志安、姚喜明等新手挑起男子团体赛的重担。面对印尼队这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强队,我年轻运动员奋力拼博,虽以二比三失利,屈居亚军,但可以说是“虽败犹荣”。

  汤仙虎在男单半决赛中不敌印尼名将林水镜的攻势,败下阵来。决赛是在侯加昌和林水镜之间进行的。当时的林水镜年轻力壮,血气方刚,攻势凌厉,又连挫名将而士气正旺,志在夺魁。行家评论,他夺标呼声最高。但富有经验的侯加昌冷静地分析了对方的优劣,采取多拍和下压来扼制林的攻势。第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打到14平时,林连拿两分领先,但接着一个扣球出界,由侯发球,结果侯反以17比16反败为胜。第二局,林水镜锐气受挫,方阵大乱。侯按原方针打,又以15∶9拿下第二局,获得本届比赛的冠军。

  中国女队梁秋霞、刘霞和李方囊括女子单打前三名。刘霞、张爱玲获女子双打冠军。方凯祥与何翠玲获混合双打冠军。陈天龙、李汀英获少年男、女单打第一名。李汀英和韩爱萍获少年女子双打第一名。

  1976年3月第一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上,我国威震国际羽坛的名将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纷纷败北,曾使国外某些人喜出望外;国内也曾有少数人多次扬言“两男两女”(指汤、侯、陈和梁秋霞)可以打遍天下”。这一败局无疑是当头一棒。我们从败局中幡然醒悟,采取了断然措施,培养新手。历史已经证明:得与失相比,得大大地多于失。

  第六节 一代新人在成长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羽毛球健儿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决心重整旗鼓,进行新的长征。仅过半年,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形势出乎人们的预料,一批年轻选手迅速成长,成绩水平很快回升。于1976年11月在印度举行的第四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上,我健儿夺得九个单项中的六项冠军(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子少年单打、女子少年单打、女子少年双打)。接着。于1977年2月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中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我选手取得男子单打前四名,女单前两名和女双第一名(比赛设四个单项)的优异成绩。我国新秀庾耀东在第三轮比赛中以15∶2、15∶4的优势击败了号称世界冠军、印尼第一号选手林水镜,孙志安在第一轮比赛中淘汰了印度名将普拉卡什,再次轰动了国际羽坛。

  为了进一步加强后备力量的培养,国家体委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关于青少年的训练和比赛,已形成了制度。如1977年7月举办了全国少年羽毛球和比赛,共有27个代表队的308名运动员参加,其中有200多人是首次参加全国比赛,最大年龄17岁,最小年龄11岁,平均年龄15岁。整个比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1979年5月又举行了全国青少年羽毛球比赛,共有21个代表队的290名运动员参加,其中最大年龄19岁,最小年龄13岁。比赛设男女团体、男女甲组乙组单打、双打共十项,队员的比赛积极性空前高涨,争夺十分激烈。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羽毛球比赛中,有近20个单位的40支男女球队参赛。在这次比赛中,江苏与辽宁队异军突起,成绩突出,从而动摇了福建和广东两队长期以来所处的领先地位,出现了羽毛球运动的优势逐渐北移、多角纠争,全面开花的大好局面。

  为了保持我国羽毛球运动的世界先进水平,向世界技术高峰攀登,国家体委于1978年6月16日至22日在秦皇岛市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大家回顾和总结了第一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以来的实践经验,强调了培养后备力量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要求忙地让新手接班。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快字当头、进攻点多,封网积极,杀劈凶狠,防守刁稳,以攻为主,能攻善守,达到快狠准活全面结合,正确运用”的发展方向。同时强调指出:“要注意发展多种流派,做到百花齐放,以促进我国主要打法的提高与发展”。这次训练工作会议开得非常适时,它对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与提高产生深远的影响。

  根据国家体委的部署和第二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的精神,全国各地普遍重视后备力量的培养,业余体校羽毛球班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广州少体校在培养后备力量、输送人才方面成绩显着。数年后,广州市体委即以少体校为基础,成立了广州市羽毛球队,直接参加全国羽毛球比赛。上海市在业余训练网上投入了较大的人力和财力,几乎每个区都设有业余体育学校羽毛球班。福建、广东还在一些中小学里开办了羽毛球传统学校。由于多年来福建队一贯重视后备力量的培养,人才辈出,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在第四届全运会上被国家体委授予“勇攀高峰运动队”光荣称号。

  通过这几年的培养和锻炼,涌现出了韩爱萍、林瑛、吴迪西、郑昱鲤、田秉毅、杨克森、陈瑞珍、宋幼萍等一批初露锋芒的青少年好手。尽管他们年纪不大,但在场上敢打敢拼,勇猛顽强,步法灵活,球路多变,风格鲜明,球艺已有了较好的基础。他们在技术上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的风格和老一辈运动员的特长,并进一步发展了快速打法。各类打法争奇斗妍,各有千秋,为我国羽毛球运动的持续跃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